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分析的剥削和不平等、异化和被压迫的问题

简介: 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分析的剥削和不平等、异化和被压迫的问题,全部被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转化成为“经济问题”,这也正是他为什么说在后历史世界里,我们更关注的

这不仅意味着三十多年前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保守主义的“历史终结论”的终结,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在这二十年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数字资本主义阶段。

在这个阶段,数字平台已经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而资本主义采用更为灵活的奖金模式来剥削无产阶级的流众。

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带来和平,反而在二十多年之后,世界再一次陷入风雨飘摇之中,资本依然张着血盆大口,不停地吞噬着鲜活的生命; 数字技术、生物技术、智能技术的高歌猛进,似乎将世界重新架构为一个高度数据化和智能化的界面,让每一个依附于其上的个体变成了行尸走肉; 世界依然不平等,当世界上顶尖级的1%的巨富积累了惊人的海量级财富的同时,在世界的另一面,来自亚非拉和第三世界的移民仍然在城市和数字现代化的夹缝中苟延残喘。

世界并没有像冷战刚刚结束时的新自由主义的先知们宣告的那样,迅速走向历史的终结,相反,资本和权力更加集中化了他们的权力,让更多人的基本生存都处于动荡不定的状态。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个时代的技术化便利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景观; 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那些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境地甚至比马克思所处的19世纪更糟,他们沦为了流众,居无定所,他们仅仅只能以赤裸生命的状态活着。

很难想像,这是一个进入21世纪的世界: 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时,主要的西方国家都陷入一个神秘的怪圈中,社会福利的消失造就了更多的赤贫阶层,大量的产业外移让传统无产阶级无法保持基本的稳定生活。

正如法国哲学家阿兰·巴迪欧曾经在一次讲座中明确指出“历史复活了”,这不仅仅是历史的复活,也是马克思的归来。

我们看到曾经被一些左翼思想家认为过时了的马克思主义重新矗立在我们面前,那个被一些理论家摒弃了的阶级,再一次浮现在世 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

一历史终结神话的终结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西方自由主义阵营看到了一个“终结”的时代的来临。

在终结之后,冷战下形成东西方阵营对垒的格局已经被打破,随之而来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的胜利,而这个胜利也直接终结了曾经的四分五裂、彼此斗争的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永久的世界“和平”。

从此往后,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不再主宰着世界的格局,相反,人们更多的是关心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和生活问题,以后的斗争只剩下身份的斗争,阶级斗争的概念已经都扔进了历史的故纸堆里。

于是,福山十分激昂地说道:美国和其他自由民主国家将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 随着世界的崩溃,它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越来越远离旧有的地缘世界,而且,历史世界的规则和方法也不再适合于后历史世界的生活。

在后历史的世界中,人们对舒适的自我保存的欲望, 已经提升到了高于为了纯粹名誉而甘冒生命危险绝对的欲望的位置,而且,普遍的、理性的承认已经取代了追求支配的斗争。

福山的这段文字包含了对历史终结之后的世界的几个重要的判断: (1) 存在着历史的世界和后历史世界的区分,福山认为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显然是一个后历史的世界,这个后历史的世界是滥觞于四百多年前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这样,当柏林墙倒塌之后,最终的胜利者就是这些资产阶级辉格党人的继承人; (2) 历史的终结也是的终结,也是阶级斗争和斗争的终结,在福山看来,一旦进入后历史世界,问题也不再是最主要的问题,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斗争,剩下的只有经济问题,即如何对大众和个体进行有效的管理和发展问题,也包含如何让资本主义社会去面对生态世界的问题。

用福山自己的话来说,后历史世界面对的不再是根本性的历史变革,而是一种诊断(prescriptive)的问题,让世界能够在同一个社会规范下有效运作的问题。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结论,最重要的并不是区分了历史世界和后历史世界,或者将问题和经济问题与阶级斗争和生活世界截然对立起来,他的一个更隐晦的潜台词是,问题和阶级斗争,这类范畴已经被归入到传统的范畴,是一种过时且不合时宜的概念,从而将马克思、恩格斯从19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合法性解构了。

比如福山言明: “美国那样的当代自由民主国家,为那些欲求以高于他人的地位得到承认的留出广阔空间,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

”在这段文字中,福山显然为一种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辩护,并认为这种不平等制造的优越感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长期稳定是必要的。

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的阶级斗争和斗争,在福山这里也被污名化为“撕裂共同体的过剩能量”,而后历史世界就是通过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方式,将这些“过剩能量”转化为维持资本主义社会长治久安的东西。

换言之,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分析的剥削和不平等、异化和被压迫的问题,全部被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转化成为“经济问题”,这也正是他为什么说在后历史世界里,我们更关注的是“世界杯”而不是“战争”,因为一切争斗已经被沉浸在娱乐化的蜜汁之中,在资本所到之处,不再有反抗,也不再有社会主义的精神理论,那里只剩下资本主义永久繁荣昌盛的景观,从动漫娱乐到 NBA,从真人秀到世界杯,从春天百货到亚马逊的网络购物,后世界历史被锻造成一个巨大的经济和消费的景观,阶级消失了,消失了,意识形态消失了,连历史和时间也被凝固在沉浸性的娱乐体验当中。

但他们常常是以让自己的才智局限于狭隘的技术为代价的,有些人则在艺术领域里找到了自我表现的机会,但在这片文化沙漠里,内容的贫乏也意味着创造新形式和新风格的必然张力的匮乏。

”不过,就在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出版二十余年之后,似乎世界的真实运动轨迹并没有按照福山的后历史世界的神话来运转。

今天世界的问题,不仅仅是民粹主义的崛起和逆全球化运动的回潮,更不是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后的“美国优先”和中美贸易战,甚至不是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而是被福山、丹尼尔·贝尔以及英国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所认为的在历史终结之后的生活世界只有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不同,被他们的历史终结神话的消解的运动再一次在西方世界里风起云涌,从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到2018年开始的法国“黄马甲运动”,这些运动已经不能简单地视为在后历史世界中的经济问题和社会生活问题。

真实世界的不平等的螫刺已经扎破了福山等人的历史终结论的肥皂泡,当人们举起99%的旗帜的时候,我们能理解马克思意义上的不平等和压迫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远去,而是成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内在固有的症候,一个通过资本主义自己的机制无法根除的症候,它只能在被福山讽刺为历史的陈年旧物的斗争中才能重新得到理解。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法国左翼经济学家皮凯蒂在他的《21世纪资本论》给出的头二十年里, 我们真实遭遇的问题所在,皮凯蒂指出:回过头来说一下“占领华尔街”运动。

”正如皮凯蒂的观察那样,在冷战结束之后,欧洲主要发达国家并不是越来越平等,等级观念并没有随着资本主义的所谓的“自由民主社会”的胜利而消失; 相反,不平等越来越扩大,而且越来越裂分成高度不平等的两个等级1%和99%。

相对于之前的农奴和工人的说法,实际上今天99%的概念,并没有指定那种阶级是反抗资本主义的主力军,但99% 意味着他们都陷入了赤贫。

她指出: “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及其‘责任化’观念所导致的悖论,让人们在自己的动荡不定的地位上来思考,或者他们加速地陷入到这种动荡不定之中。

”在朱迪斯·巴特勒等人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大众并没有像福山等人宣称的那样,享受到真正的历史的终结,只有那处于金字塔顶层的1%才能理解属于他们那个阶层所独有“历史的终结”。

所以,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出版了二十八年之后,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一个“历史终结论”终结的时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力量没有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死去,而是再次焕发出新的活力。

”只要资本主义仍然凌驾在99%之上,制造着巨大的不平等,只要这个世界仍然存在着压迫和剥削,那么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历史就不会终结,无产阶级的号角会再一次在1%的王座前吹响。

二平台与奖金: 数字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正如前文所述,朱迪斯·巴特勒认为今天处于底层和无产阶级地位的人的状态是一种动荡不定的状态,不过,这种动荡不定并非指的是和社会环境的动荡不定,也不是世界大局势的动荡不定,而是特指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上,无论是收入还是消费,都面对着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巴特勒说: “当我们思考人性化和非人性化的一般方式时,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假设,即那些能得到表达,尤其能得到自我表达的人,更有机会得到人性化,而那些没有任何机会来表达的人,则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被视为劣等人,或者说,完全不会被看到。

”巴特勒的意思是,在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被分成了两种人,一种是可以被看到的人或得到表达的人,他们能出现在大众媒体上和各种媒介上,他们的权益能够在这个表象中得到很好的保护和维系; 但还有另一种人,他们的生活根本不会出现在媒体曝光和表达的范围之内,甚至根本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以近乎赤裸生命的方式 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他们的生活朝不保夕,成为最脆弱的生命,过着一种动荡不定的生活。

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家居伊· 史坦丁将朱迪斯· 巴特勒的动荡不定(precarious)和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proletariat)合成了一个新词: 流众(precariat),就是特指这种生活在动荡不定生活之中的新无产阶级。

与传统的工人阶级不同的是,他们并不具有稳定的雇佣关系,他们常常打零工或兼职,并不会与一个公司和资本家具有恒定的关系,他们的收入来自于散落在网络空间和社会空间中的偶然机会,可以是临时帮人发发广告,也可能在网络游戏中替人代练。

这种零工和兼职的流动性关系,让他们不可能形成资本主义早期那种稳定的雇佣关系,相对于马克思笔下的产业工人,他们没有一个固定老板,也不可能通过工会和社会保障团体来维护权益,相反,他们如同在这个世界上流动不定的候鸟,在熙熙攘攘的城市里,在喧嚣躁动的网络中,用偶尔滴落的残羹冷炙来勉强度日。

当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将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称之为液态社会的时候,为这些底层流众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一种更为冷漠的状态,他们苟活着,仿佛世界的一切和他们没有太大关系,他们只是在那里活着。

问题并不在于在 21 世纪的资本主义中出现了流众或不稳定无产阶级的形象,更为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分析和理解这种现象,即为什么当资本主义进入到21世纪的数字化时代之后,无产阶级的流众化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

首先,生产方式的改变,即一旦数字化技术和资本主义合流之后形成了新型的资本主义形态,我们可以称之为数字资本主义。

而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也已经发展到了高度垄断化的阶段,即平台资本主义阶段。

其次,随着平台资本主义的出现,资本主义盘剥的对象不再是具有稳定雇佣关系的工人或雇员,而是离散在各个角落中的流众,每 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资本主义剥削的对象。

这势必产生新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让资本主义对流众的剥削更为灵活,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剥削方式,即绩效方式。

在绩效方式下,形成了一种数字资本主义下的特有的生产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数字生产关系。

( 一) 新生产方式: 平台资本主义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一个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关于数字资本主义的研究也多了起来。

当时,互联网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度,人们可以在数字化生存中领略到这种看不到的网络为我们行动和感知带来的巨大改变。

不过,在智能手机等终端设备已经日益普及的今天,我们不再是通过输入一行地址来在互联网上冲浪,我们的智能手机上被安装了各种 APP 的方块标志,而我们与那个看不见的赛博空间的关联,事实上必须要通过这些 APP 的平台来进行。

换言之,我们在赛博空间中与其他人的交往必须通过APP中介来进行,当你作为教师在疫情期间通过腾讯会议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在那个空间中不仅仅只有你和学生,也有数字平台背后的监控之眼。

由此可见,在智能手机已经普及的时 代,我们所有的社会行为都必须通过平台来进行,平台为我们的社会交往搭建了框架,而我们只能在平台设定的模式下进行活动,虽然微信、滴滴、美团、抖音等平台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便利,但是,这些平台的APP却成为我们构建我们社会关系的迫不得已必要方式。

问题并不在于平台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中介,而在于这些平台垄断了他们架构我们社会生活的方式,我们逐渐变得无法在平台之外来思考社会交往的可能性,一个不在微信或者腾讯上进行交流的人,几乎等于不存在; 一个不进入淘宝、京东、苏宁易购等平台的实体店很难像以往一样来维持生存。

当拥有这种垄断关系之后,平台资本主义已经不限于充当一个中立的第三方的角色,用尼克·斯尔尼塞克( Nick Sr-nicek) 的话来说: “最终出现的新业务模式,是一种强大的企业新形式——平台。

”于是,平台不断地对普通用户的数据进行收集、分析和计算,最终几乎让所有的用户从根本上依附平台,这样,我们从物化走向了数字异化,从商品拜物教走向数字拜物教,平台由于垄断了大量的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加工分析的结果攫为己有。

这些大数据公司(如Facebook、Twitter、Amazon、Alibaba、Tik Tok 等) 已经成为数字世界的新物神( new fetish) ,它们垄断了数字时代的生产方式,并让所有的使用者高度依附于平台,与之对应的是,所有的用户变成了数字矩阵和 算法治理下的僵尸。

( 二) 新生产关系: 奖金模式 VS 工资模式众所周知,在马克思那里,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与剩余价值有关,而剩余价值的多少直接取决于工人的工资。

所以马克思十分明确地指出: “如果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需的那部分工作日和为资本家效力的剩余时间或剩余劳动之间的比。

”换言之,在产业资本主义阶段,一方面,资本家之所以能无偿占有工人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恰恰在于工人劳动力生产超出了工资的部分; 但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通过工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雇佣关系,无论市场如何变化,资本家相对稳定地支付给工人工资,而工人则在这个雇佣关系中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生活来源。

工会和福利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法都拒绝了资本家以利润率的降低来解雇工人或降低工人工资的可 能性,这样,工资尽管是资本家剥削的来源,但是也成为将工人与资本家绑定在一起的雇佣关系,在面对工人和白领雇员时,资本家恒定地支付工资来维持工人们的基本生活,从而让雇佣关系下的工人尽管被剥削,但仍然能维持稳定的收入状况。

美国学家约迪·迪恩( Jodi Dean) 在她最近研究中发现,数字资本主义已经逐渐改变了产业资本主义时代的相对稳定的状况,迪恩认为,随着平台资本主义的深入,大的互联网公司和平台公司实际上用传统的薪资模式和雇佣关系来维持资本家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少,相反,在数字平台下产生了另一种剥削模式。

”也就是说,大的平台公司创造了巨大的伪普遍性,而让所有的用户不得不依附于这样的平台,他们则可以将这种依附关系变成租金模式,从而源源不断地享受各种用户的财富。

也就是说,在Youtube这样的平台上,真正获益的是处于所有用户顶尖的1%的人,而绝大多数人的摄制和上传行为,实际上变成了免费给平台的东西。

同样,Twitter 的也是如此,因为迪恩指出,在平台上“写了很多小说,只有极少的小说能够出版,更少的能够卖出去,能够成为畅销书的凤毛麟角。

大众媒体平台表达了这种复杂网络的权力法律结构,这就像 80 /20 的规则,20%的人( 赢者) 通吃或者拿走了大部分收益”。

可见,相对于马克思笔下的产业工人的雇佣关系,平台的剥削实际上变成了一种更赤裸裸的占有关系,在Youtube 和 Twitter 上,人们付出了劳动,期望像李子柒和凯蒂·佩里一样赢得客观的收入,而在平台看来,他们创造出来的视频和写作已经被平台掠取了,他们为平台免费了劳动,但没有得到任何支付,他们所赢得的仅仅是终有一天他们会和李子柒和凯蒂·佩里一样有着众人聚焦的光环。

这是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人们参与平台是为了赢得巨大奖金,他们并不被平台雇佣,他们也没有传统的工会一类的组织来保障他们的权益,而平台根本不需要使用工资之类的手段来赢得他们的忠诚。

就像斯皮尔伯格电影《头号玩家》中许诺的赢家将获得三把钥匙和绿洲公司的掌控权一样,胜利者( 帕西法尔) 拿走了一切,赢者通吃,而其他所有参与的玩家都成为炮灰玩家,他们的努力全部被平台所吸纳,成为平台赚取巨额财富的源泉。

三重新发明集体性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新生产方式和新生产关系的作用下,传统产业资本主义意义上以薪酬为纽 带的雇佣关系逐渐瓦解,逐渐让步于偶然性和随机性的流众式关系。

在平台与大众之间不存在稳定的社会关系,而所有的用户和大众也并不表现为对平台的忠诚。

但是对于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一方面是纵向的理解,由于平台和大众形成的关系不具有稳定性,让平台不必背上产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家的负担,即作为免费劳动力的平台用户并不能形成19—20世纪产业工人那种强有力的工会联盟,与资本家进行有效的抗争,很容易变成一种用后即弃(disposable)的人民,在凯文· 巴勒斯(Kevin Bales)眼中,这俨然已经演化为一种新的制。

另一方面,从横向上来看,由于所有的协作关系都是临时性的,人们之间已经不可能像产业资本主义时代,形成有效的工人运动的联合,即无法像工人在生产劳动中那样形成相对稳定的协作关系,以及在这种协作关系上形成工人之间的同志 般的关系。

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非常重视在工厂里形成的工人协作关系对于反抗资本主义的价值,比如奈格里很早就敏锐地注意到: “这种过渡不仅为剩余价值的巨额增值了条件,让大量的工人服从于资本的规训,而资本家的也从工厂进一步过渡到整个社会。

于是,剩余价值榨取过程的实现,不仅仅涉及在工作时间里工人必要劳动部分和剩余劳动部分的区分: 它也从头到尾地带来了对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的革命。

”换言之,在奈格里等人看来,机器大工业生产不仅为资本家带来了巨额的剩余价值,也让在机器旁工作的工人通过技术的革新得到了新的联合,而资本主义、走向未来社会的希望,就建立在这种联合之上。

尽管奈格里等人依然十分乐观,认为互联网技术可以让更为广阔空间中的无产阶级,但是,南希·弗雷泽、约迪·迪恩则看到的是相反的过程,在互联网空间中,在由各个平台中介的数字化媒体中,实际上人们的交流并非加强,而是减弱了,原先的现实中活生生的同志间的交往,退化成为在格子间里、在自己的逼仄的生活空间的隔离。

与其说人们在大工业生产下的生产联合在互联网时代进一步发展了,不如说,这种表面上的社会关系的扩大实际上都是一种幻象,在数字媒体平台的控制下,我们更像是堕落成为福柯笔下的全景敞视中生活在单身牢笼中的个体,从互联网上和智能手机上反馈回来的只有个人的映射,而不是真实的社会关系。

也正是由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进一步强化了每一个人的个体化,导致在全球反抗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个体很难真正联合成为一种团体和势力,也无法对资本主义的控制形成有效的反抗。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迪恩指出,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将太多的希望寄托于个体性的反抗,从而忘却了个体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症候,她说道: 真正的病原就是个体形式本身。

从某种意义上说,个体就是病理性的形式,它与周遭的环境格格不入,不能毫无痛苦、牺牲或暴力地去面对它所面对的压力( 精神分析正是源自于此,这也是阉割的来源) 。

并非是传播资本主义(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的高度饱和的、强化的、令人无法忍受的竞争让我们沮丧、焦虑、自闭和涣散,而是我们总是试图找到各种方式来保护自己脆弱的个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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